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分裂，邓演达被迫离开武汉，化装成铁路工人经京汉路转陇海路，从西北到达莫斯科。他住莫斯科时，中共旅俄支部曾派员与邓晤谈，意在说服邓参加共产党，但他却另有打算，并与孙夫人、陈友仁商谈如何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邓在莫斯科还与第三国际的拉狄克见过面，邓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会谈没有结果，他不久即离开莫斯科去柏林。邓在柏林的时间较长，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也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德两国间的关系问题，彼此意见距离很大。他们对中国革命运动不感兴趣，并且有着轻视之意。邓又去伦敦和费边社的几个人见面，意在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此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可是不但未得到对方的同情，反认为中国以武力从事革命不会有何结果。所以邓在西欧，对中国革命只作了些理论上的研究，对争取国际援助，则所得不多。
　　1929年，在上海反对南京统治的同志，曾给邓演达写信，请其回国担负组织责任，主持反蒋运动，恢复革命。邓亦久有此心。他认为当时虽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但革命潜力很大，广大的劳动群众已深感活不下去了，只要领导得好，不难一新革命局面。为了借鉴于新兴诸国建设的具体措施，为了探讨政治上的经验究竟如何，特别是基马尔在土耳其又是如何，邓回国之时不采取一般行程路线，而走巴尔干半岛绕道土耳其，过苏伊士，访印度，然后渡海回国。在中欧及土耳其的所见所闻，使他觉得足资中国革命运动参考的到底有限，尤其是土耳其的复兴，徒有虚名。他经过印度时又特与尼赫鲁见面，交换对革命的意见。邓以为印度与中国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其为封建制度束缚亦颇相类似，要求经济解放、政治独立更加接近。所以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革命有其民族特点，而对军阀官僚则须用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并拟组织“民族国际”，以求得相互支援。尼赫鲁表示原则上可同意，但不以武装革命为然，从经济上反帝也认为尚待研究，可以慢慢商量。可见，他们在政治见解上有根本分歧，道义上支持也几乎没有可能。所以邓回国之后，在政治主张上从未提过组织什么“国际”问题，只在个人间闲谈时说及有此类设想。
　　邓返国经过香港时，曾与彭泽民晤谈；同他自己家族中人及其妻郑立贞，均未谋面。

新组织的酝酿

　　邓演达返抵上海之初，与季方、郑太朴等赁屋同住。白天潜居寓内研究革命问题，起草《政治主张》；晚间则外出联络，与同志们或同情者商讨国内外形势，筹划建立组织，探究如何开展反蒋活动。他认为，反蒋不过是中国革命开始的一小部分，尤须彻底反掉封建专制统治，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扫除列强在华一切特权。而推翻封建制度，首先要唤起民众，实行耕者有其田，并须摧毁士大夫的封建文化。可是这一运动开始就会遇到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第一、参加反蒋运动的现役军人或知识分子中，有很多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如实行耕者有其田，立即与他们发生利害冲突；第二、小资产阶级多与土地私有发生联系，革命而实行土地农有，同样会引起切身利害的对立；第三、住在中小城市的人们，也多与土地有牵连，对土地问题会产生反对的意见。尽管问题如此错综复杂，而中国农民活不下去是事实，因之土地问题必须解决。何况中国农民有反封建反帝的历史传统，今天无论是反帝还是反封建，都须以大多数农民为主，满足农民的要求更是合情合理的。
　　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革命，建立怎样的政权等等，也经过多次讨论，有几种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中国已渐次形成资本主义制度；有的认为中国已被迫形成列强分治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有的认为中国的一般社会经济仍然停滞在半封建制度。邓演达认为都不尽妥当。他以为第一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尚未完全成形，在经济上是受制于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者又假手于买办资本，利用军阀，操纵经济；第二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蒋介石政权实际上是军阀、官僚、买办统治；第三是中小城市虽被外国商品侵入，染上一些资本主义色彩，但土豪劣绅依然垄断乡曲，广大地区还受着层层封建旧制度枷锁束缚。因此，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当前应是“前资本主义”，它包含着产业资本，殖民地式的金融资本，同时还有封建式的高利贷剥削、农奴制，有的地方还带有原始性的农牧业。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在政治上他主张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
　　邓演达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体会到，中国革命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尤须解决土地问题。他在莫斯科时读了恩格斯的《德意志农民战争》，认为中国必须唤起广大群众，组织农民进行革命，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为其骨干。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又须从军事上着手。可是1928年以来，反蒋战争从桂系、唐生智、冯玉样、阎锡山等等都一一失败下去，推其原因，军事上动失机宜，各怀异图是其一端，而最重要的是政治上得不到工农群众的支援。
　　谈到反帝问题，邓演达提出：如果我们要建立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就必须彻底反帝。中国革命有帝国主义在，连最低限度的政治独立也将无从说起。但反帝也要有国际支援，否则，势将陷于孤立。因此，有人主张：我们既然继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首先还是联合苏联；也有人以为：你想依靠苏联，第三国际却不理你，又将如何？如果对凡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都可利用，也无妨利用各国间的矛盾，有利于我者都可与联络。邓演达认为：我们依靠不上苏联，至于利用列强之一，不仅革命将会落空，而且是引狼人室。我们的倾向是：不忘情于联合苏联，一则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二则它毕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中国要自己完成自己的革命事业，尤其重要的是联合各被压迫民族。
　　关于政治上的意见已大体趋于一致后，组织上要集合的人，尤其是核心组织的建立，经反复酝酿也已初具规模。其人事上是从1927年大革命下来的、积极反对蒋政权且还有意从事革命行动的国民党左派；从中共退下来的一部分人，主观上还要反蒋、反帝、反封建的。于是在上海先行组织中央机构，并从有人事关系的地方着手，筹备地方组织。

拟订政治纲领

　　邓演达的政治思想经多次商讨研究，写在他起草的《政治主张》上，又不断地对如何实行进行了讨论。
　　首先是对中国社会的全盘结构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邓演达承认“较远的将来的前程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前程，中国不能独在例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独立的国家，主要的国民经济机关都在帝国主义者手上”；“中国资产阶级实无独立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的能力”。但同时他又以为无产阶级人数大少而否认其对革命的领导。他说中国无法走资本主义的旧道路，也不能走这条道路。于是他认为：中国只有两条出路，一是沦为国际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中国永远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或者是中国大多数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建立平民政权，进行经济的解放。
　　在外交政策方面，邓演达因与第二国际有过接触。他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英国的工党，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几乎和帝国主义者无甚大差别，对于被压迫民族一样地行高压的政策。
　　关于经济问题，邓强调“国家资本主义”。一是把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产业由国家专营，而奖励公营企业，更运用由国家集中的资力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二是允许经营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但国家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机关与财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并使其逐渐社会化。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也是为大家所注意的，就是“耕者有其田”。邓在其起草的《政治主张》中规定，要以五十年长期公债收购土地，然后将土地分给耕种的农民。在组织内外都对此发生过争论。例如，同邓友好并对《政治主张》表同情的陈翰笙就对此有过很激烈的争论。陈认为：由国家发行公债，收买土地转给农民，对地主是妥协，对农民也不是革命的办法；以公债收购土地，将来仍须偿还债务，农民会知道这个责任终会落在自己身上，这就不符合农民的要求，即是革命不彻底；农民要求土地，初看似乎简单，却包含着极复杂的关系，牵涉到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要彻底实行革命，何不索性由革命政府宣告土地国有，无偿实行“耕者有其田”。邓演达也了解到革命不仅要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还必须革掉传统的封建观念。但他又认为：恢复革命运动，首先还是要建立革命的武装，而多数的现役军官又和土地发生牵连，所以发行土地公债收购土地是一种手段，便于减少阻力，早日取得政权，消灭反动势力。待革命政权建立并稳定之时，可由国民会议重新改订土地法，或者废除土地公债。因此，在《政治主张》的“耕者有其田及一般农业政策”中，首先提出：“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达到土地国有的目的。”但又说：“目前的阶段，如果立刻实行土地国有，则不但容易引起农民的反感，妨碍革命的进行，而且必然地因为生产技术落后，管理经营发生困难，以致农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产力低落，甚至使农地荒废……”此外，还讨论了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问题。
　　在拟订《政治主张》时，“党的名称”也是一个争论较多的问题。有的主张，党的名称既要适合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又要衔接历史关系；有的认为国民党早已失掉人心，而且我们的政治主张与国民党全不相同，如果沿用国民党的名称，旧皮囊焉能装新酒？有的认为已试用过的中华革命党，承继革命历史传统较多，还在几个地方建立机构，发展组织，还不失它的作用。邓演达却以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毫未实现，而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尤其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现役军人，他们多年来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也不满于蒋介石统治，这是可以大加运用的。此外，革命的历史传统是思想根源，是社会关系，也是政治渊源，这一连串的作用，也该加以运用，尽管是一时的，也不可轻视。因此国民党这块旧招牌，还有一定的用处。最后大家同意在组党之时，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说明将来取得政权时，还可加以更改。
　　《政治主张》已定妥，当1930年9月1日发布后，上海各大报纸虽也有人同情，但惧于蒋家权势，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和《上海新闻》摘要登载了，却给取个外号叫“第三党”。邓演达披阅之后很不痛快，即派施方白前往交涉更正。
　　当时组织工作的中心和人事联系的核心是在上海。组织成立的时间是1930年8月9日，开会地址是借用黎锦晖的住宅。伪装宴客从午后7时开到夜间10时。中央领导机构由邓演达任总干事。中央机构有组织、宣传、军事、总务等部门。
　　中央组织建立之后，即着手开展地方组织活动，先后在上海、江苏、南京、北平、东北、西安、广东、四川、福建、武汉、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市建立组织机构，或派定负责人。

军事活动

　　邓演达主张，中国革命必须用武力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所以，他首先是运用自己在黄埔时期的威望，组织黄埔出身的军人，拉垮蒋的嫡系部队；其次是联络陆军小学、中学及保定出身的军人，共同倒蒋。
　　邓演达自信，他能领导、组织一部分有能力而愿为中国革命献身的黄埔军人，打倒封建统治，清除帝国主义。于是以陈烈、黄雍、曹霄青、徐惠之、余洒度等为骨干，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分别联系并从事军事组织。当时该会的中心组织设在上海，在北平、武汉等地设分会，联系一至五各期的黄埔同学，与蒋家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
　　此外，邓还联络、组织了一些年纪较高、关系较多而能与自己合作并足以影响蒋家军队的一些人。例如严重，当时隐居庐山，邓回国后即与之往还通讯。1931年初，邓专函催严下山，他们在上海见面寒喧数语之后，即开始谈反蒋问题。记得当时严谈论的大意是：第一，论实力，你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统治，他有兵权，用强力对付你，你用什么同他对抗？何况他还依靠外援，你也势难与之争锋；第二，论财，蒋已联络好金融界，又勾结外资，还可以多方抽捐收税，发行公债，这些你都是做不到的；第三，论势，蒋介石趁势掩有全国，凡是反蒋的地方实力一个个都倒下去了，李、白、刘湘、龙云等，顶多也只能负隅自固，不足以动摇蒋的根本。蒋还勾结流氓，可以左右舆论。大势不归你，你现在藏身租界之内，要和蒋争天下，何从说起！第四，论理，你的政治主张虽有道理，蒋算输了理，但输了理而依据实力得胜者自古有之，政治军事斗争是讲实力的。第五，论人，你生相一对“猪眼”，得遭杀身之祸……话到这里，邓不能再忍耐，不等他讲完就起而驳斥说：真是鬼话连篇，你严立三简直成了江湖算命先生了！这就是你隐居庐山的结果？我们要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一时不能推翻蒋介石也要进行革命的割据，建立廉洁政府与蒋政权斗争到底。中国革命必定要中国人自己干，不能听命于外国。蒋政权是建立在刺刀尖上的，是“呼哄吓诈”的一套骗术，经不起真面目的斗争……如此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严终于承认了邓的主张，同意参加邓所领导的组织。当他们争论之后，我曾提过疑问，为什么发生这样感情冲动的争执？邓说他们之间从来如此，最后严还是会跟着来的，不过从哲学思想上讲，到将来立三终于会走向和我们相反的道路。
　　邓宝珊原是国民二军的主要将领之一，阎、冯反蒋之战失败后，他蛰居上海，经与邓见面，恳谈数次后，他表示愿意参加组织，并同意担任一部分军事组织工作。1931年夏，他负着秘密使命回西北去了。
　　当时军事工作主要对象之一，是蒋军第十一师，其中大部分高级军官可能听从邓的领导，尤其是肖乾所属的一旅和另一个团较为可靠。他们拥护邓的政治主张，要求邓派干部到他部队中去，武人文人都要。邓都答应照办，不久即派陈烈去做军事工作，庄明远去做政治工作，丘萼华去做经济工作。
　　驻在豫皖边区一带的郜子举所部的第二纵队，因对蒋介石不满，急于找政治关系，经该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樊少卿从中拉拢，郜曾亲来上海见邓，表示遵从邓的政治主张，愿为恢复革命尽力，并商量如何行动。
　　武汉军分校代表教育长胡伯翰，因慕邓名特来上海找邓，说确信邓的政治主张，军分校的大部分学生和武汉的一部分队伍，都信仰邓的主张及其为人，他自己愿为前驱，把他们带起来跟随革命。邓对他予以鼓励，并答应派黄埔学生去接应他的工作。
　　此外还有些地方部队如福建的卢兴邦，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刘湘等，与邓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络。
　　军事上既有了一定线索，一般组织也布置就绪，为了解各地的情况，特别是华北、东北的政治、军事情况，邓演达带任良才干1931年初去东北。他们从上海搭日本货轮到大连，经鞍山、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转了一个大圈子，在一些地方见了几个可作朋友的军官和可能参加组织的人，然后又从大连搭船经天津到北平，与当地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见面，并分别接见了北平的部分成员。邓在北平常常白天也外出活动，有一天在团城附近碰到谷达鼎，邓机警地从旁急急闪过，幸末被发现，从此才不再随便外出了。
　　邓所以要冒险去东北一趟，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意义。那时邓估计反蒋的军事力量，在长江流域和两广地区已有了一些布置，并拟逐渐扩大。西北地区的军力也已有默契，可作支援，还须在东北设法建立联系，以求彼此呼应。他认为东北军有反帝可能，在有条件之下也有反蒋可能，如果在这个宝藏丰富、工农业也较发达的地方有略具规模的部队，再加上政治工作和群众组织，即不难实现“革命的割据”。因此，邓打算到那里去撒下一些种子。
　　邓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与各方面的联络更多了，关系也逐渐广泛，需要加强组织，积极领导，这才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由邓演达、黄琪翔、严重、邓宝珊、季方任委员，邓演达任秘书（相当于书记）。当时有人提议用总指挥或司令名义，以便统率指挥军队。邓却认为，军队应听从政治的领导，在组织时期就用军事空衔，徒事招摇，别无用处。这一军事机构也起了一些实际作用，尤其是对西北军，对冯玉祥的军队，加深了相互间的关系。当时杨虎城同意我们在西安建立秘密组织，并予以经济援助每月三千元。冯玉样也派张允荣到上海见邓，商谈革命形势和行动，以及此后如何互相呼应等问题。

如何起兵倒蒋

　　要起兵倒蒋，首先考虑的是地方条件。邓演达认为：一要容易调集兵力；二要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可能扼制蒋介石统治的要害；三要便于发动群众，而且有群众运动的基础；四要能赢得适当时机，与红军作政治谈判。其时邓演达打算，他本人带领一二人亲自到江西十八军军中，强制该军立即起义。他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当时，邓估计陈诚可能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自己捆送给蒋，最后是陈只好自己离开，让邓去领导他的军队。
　　邓的这一计划因他的被捕未能实行。
　　江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十九路军，其总指挥陈铭枢和邓演达有历史渊源。邓回国后，麦朝枢与他谈到陈也蕴藏着对蒋的不满情绪。1931年夏，麦引徐铭鸿见邓，谈到如何举兵倒蒋的问题，徐确认陈可能参加这一运动，于是，徐先回江西预为之。7月中，杨杏佛借考察为名去十九路军与陈铭枢面谈；要陈掌握军队，一有机会即脱离蒋介石，名为对付陈济棠，将部队拉往潮汕一带，主张和平，实则促成反蒋运动。当时，邓演达认为他和陈铭枢私交虽厚，而政治主张不全一致，有很多问题须待商酌，只要十九路军离开江西，不听蒋指挥，独树一帜，就足以牵制蒋军，有利于革命。
　　当时，还有一些有联系的地方部队，可以参与运动，例如福建的卢兴邦，曾表示一旦有动，即起而响应；张轸的部队，李世璋和他有较密切的联系，一朝有事，也可倒戈反蒋；蒋的嫡系王敬久所部，巳有人负责联络，亦能为反蒋发生作用。正在筹划之时，武汉军校的胡伯翰潜来上海见邓，说明他有左右该校力量的把握，在武汉附近的部队中，一些黄埔出身的中下层军官亦略有组织联络，一旦树起反蒋旗帜，他们即能起而行动。还有豫东南的郜子举部，到时也较易靠拢。
　　经多次研究之后，邓演达还作了如下估计：（1）两广现正乘势而起，可能先掀起反蒋的军事运动；（2）西北方面，杨虎城部雄踞关中，可遥为声援，冯玉祥亦将发动旧部，宣布反蒋；（3）蒋介石既不能放下红军不打，也不能放任两广的割据不理，已是多方受制；（4）在国民党内部，从胡汉民到孙科等小集团都各有企图，相互排挤，到不得意时，也会借机反蒋。蒋直系的文武两班，二陈与复兴社均各怀鬼胎，各立门户，暗斗不巳。财政上蒋介石与孔、宋互相依附，他们一方面残民以自肥，一方面又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之下甘充帝国主义的走卒，榨内乞外，矛盾重重，焉能持久！
　　邓演达对敌方既如此估计，即积极准备实际行动，分别派人前往有关各地。除西安已有专人负责联络外，另派章伯钧、李世璋去冯玉祥军中策动；派樊少卿去河南通知部子举等待机行动；派王枕心去香港通知彭泽民负责华南的策动工作，派叶粤秀去江西嘱咐肖乾所部听命行动。
　　在讨论武装起义中，当时还出现一种“大陆政策”的主张，就是从军事上人手，借西北军的关系，把陕、甘两省拿下来，次及青、新。那里虽然地瘠民贫，可是农民受压迫最深，要求革命最切，西北广大地区随处都有农民革命的基础，酝酿着革命的潜力，如果能真正做到军民一致，实行“耕者有其田”，群众会起来打倒土豪恶霸，拥护革命政权。邓对这种主张感到“自己心里没有底，西北地方大，人事上政治上并无把握”。
　　对起兵运动，邓演达一再叮嘱：“千万不可麻痹大意，要善于隐蔽。尤其在离沪之前各负责人员须随时提高警惕，辞谢一切不必要的往来。”邓演达估计：起兵之后可能站住脚跟，形成革命的割据，并争取逐步发展。如果失败，则拉队伍上山，进行武装斗争，上山之后还可能与共产党重新合作，虽然难免会有条件上的困难，终究是可以寻求谅解的。因为要完成中国革命必须打倒蒋政权，摧毁封建制度，驱逐帝国主义，消灭买办资本，这些同共产党都无问题。至于解决农民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虽然方法上有些不同，大体方向则相似。分歧在领导权的问题上，到那时也是会解决的。

经费问题

　　要推翻蒋介石的统治，经费问题是那时最不易解决的难题。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和各地方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费、往来话动的旅费、中央和地方机关的经常开支等等，每月至少要三至四千元，还有宣传费、特殊的以及一些意外的费用，尚不包括在内。
　　邓演达回国之后，“断金学会”曾有过一点帮助，为数不过万元。1930年秋，邓的哥哥邓竞生（演存）来看他，对他的生活十分关心，送他五千元作为生活补助，邓婉辞说：“些微之数，殆无所用之。”竞生察觉其意，是政治上经费有困难，乃改送了一万元；次年初又送过一万元。此外，南京的谢济生月送一百元，河南的郜子举月送五百元，西安方面经连瑞琪每月交来五百元。
　　孙科为了拉拢邓演达，先派陈剑如通过麦朝枢来接头，表示愿与邓合作反蒋。不久邓与孙见面，孙表示可以同意邓的政治主张，支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政治活动。但又转弯抹角劝邓不必就广东一隅搞军事活动，不如打开另一局面与广东合作。邓本无意回粤，答应他不去广东。因此，孙答应给邓以经济援助，前后计有三次：第一次六万元，第二次四万元，第三次五万元。并承诺待邓起兵之时，可助饷一百万元。这笔款末拨之前，我们就被捕了。 （作者罗任一，本文原载文史资料出版社《邓演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