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字择生，中国农工民主党早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95年3月1日生于广东省惠州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先是务农，父亲邓镜仁考中秀才，任本乡塾师。母亲叶氏为农家女，操作终身。他少时因耳濡目染残酷的封建压迫和严重的民族危难，稍长既有学习军事报效国家的愿望，邓演达步长兄邓演存（保定军校第一期炮兵科毕业，陆军少将）的后尘，于1909年考入广东省陆军小学堂学习，以聪颖奋发为该学堂学长邓铿所赏识，并被吸收为同盟会员。辛亥之役，他从陆小随军北伐，在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军中初露头角。南北议和后回粤，先后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和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1917年2月，邓演达与广东同乡同学黄琪翔、叶挺、李振球、罗梓材、黄镇球等一起升入当时中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军校强筋炼骨

邓演达满怀豪情来到保定军校，报到之后，军校教务部门把本期(第六期)设置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五个专科公布出来，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志向选修一科。事关重大，叶挺便和同时升学的广东同乡同学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一起，慎重切磋、商量选择专科问题。

李振球认为，步兵和炮兵是核心兵科，主要的战斗任务，要靠这两个兵科最后完成。因此他主张学步兵科和炮兵。叶挺认为选修工兵将会比选修步兵、炮兵更好些，因为能够学到物理、化学、工程建筑、桥梁架设，实用爆破等更多门类的科技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在军界带兵打仗，将来转向社会搞“实业救国”，参加经济建设也会大有裨益。

罗梓材认为，工兵科课程设置虽是广博，但就其兵科来说，数量较少，作用有限，只不过是一支辅助力量，你就是当了工兵司令，也难于获得机会领兵作战，大显身手。

叶挺说，我看以我们学过的各项军事知识，要做一个初级军官，应是足够用了。所以为基础在实践中掌握步炮协同的驾驭能力，是可以预期的。我考虑的是，我们应当珍惜年华，多学一些知识。

邓演达在四个人中是个“长者”。不管讨论什么问题，他都是先听听“弟弟”们的意见，然后再做评判。他听了各家之说，给叶挺投了赞成票。他说，当今的形势，是军阀称雄，拥兵自重。要完成民主革命，必须依靠革命武装。我们既然有志于学习军事，就应该选择难度最大、知识最广的专业来学。我不认为学了工兵就不能再指挥步兵、炮兵了。这要看自己的努力，事在人为。学了工兵，还可以参加国家建设，这个考虑也是好的。李振球听到邓演达也主张学工兵，便和他们一起选了工兵专科，罗梓材则选了步兵科。这四位同学后来都成了将军。

学生们未入本科之前，先入入伍生队学习。邓演达等三个人编在入伍队工兵连。入伍生首先学的科目，是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下士等兵一级的基础训练，摸爬滚打，样样俱全。半年入伍生训练结束之后，邓演达与叶挺、李振球正式升入保定军校第六期工兵科一连。

保定军校的正课教官多数是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毕业生，他们教的训练科目，内容丰富，课时较长，纪律要求也很严格。许多同学，都觉得从早到晚，从课堂到野外，既要听课又要演练，时间紧迫，连轴打转，人人都弄得腰腿疼痛，疲劳不堪。但当他们得知，这个教学计划是前校长蒋百里先生留下来的，也就忍痛坚持了下来。

蒋百里主张，中国的新军人应该是中国游侠、日本武士和欧洲骑士的综合体，必须将这三者冶为一炉，才能铸造出中国军人的新精神。他在保定军校任职时，都是借鉴德国、日本军校的经验，拟定教学大纲。他要求学生都要做到“守信，守时，苦读，勤练，爱校，爱国”。并把这些优良品格，称为“保定军校精神”，让学生们每天都要背记。

邓演达等早就听说过有关中国军事教育界这位前辈的许多传闻。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时，曾因学业优异，毕业考试成绩第一名，成为接受日本天皇授给宝刀的第一个外国人；又说他留学德国时，也是因为造诣深广，才华横溢，曾得到德国名将伯卢麦的特殊赏识。邓演达等从这些传说里，产生了对蒋百里先生的倾心仰慕，对由他亲手制定的教育课程，怎能说个“不”字？

邓演达和叶挺对战术、筑城、爆破、地形学等课程，兴味很浓。尤其对胜败有关的战术课，更是学入了迷。他们为了研究某个战术问题，晚上熄灯就寝之后，还要钻进课室，查阅各种战例。他们对于锻炼学生指挥能力的沙盘战术作业，表现得更积极。许多同学都害怕对教官出的“情况”处置不好，当众出丑。邓演达和叶挺却是不同，他们主动要求做指挥官，沉着大胆的处置各种情况，在多次沙盘作业课和作为选手代表工兵连参加沙盘擂台比赛时，都以兵力调用适当，战机选择适时，攻防战术运用娴熟，富于创造，而被评为驾驭能力的优胜者。

追随中山先生壮志未酬

1919年2月新年过后。邓演达等第六期学生毕业了。由于这所学校属于北洋军阀政府掌管，学生毕业之后，都要分配到北洋军中当见习官。包括来自广东等南方各省的学生，都不愿意到北方军阀部队中去，但迫于学校的硬性规定，也只好暂时服从。邓演达、李振球、罗梓材、黄琪翔等被派到北方地区的边防军部队，叶挺则因想到德国继续深造就没有与他们一起到边防军。

临行前邓演达嘱咐叶挺说：“你见机行事吧！如果碰了钉子，真出不成国，你就到福建去投奔孙中山先生的援闽粤军；我们的目标也在那里，大家到福建再会。”

1920年孙中山回粤，命邓铿创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从此他成为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邓铿被暗杀后，他是粤军第一师中团结全师忠诚拥护孙中山的中坚人物。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邓演达及时潜赴上海，向孙中山请示。是年终，孙中山调滇桂军驱逐陈炯明，邓奉命联络第一师的其他各部，配合滇桂军东下讨陈，他自任前锋，重新占领了广州。1923年春第一师重新整编，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参加了讨伐沈鸿英，陈炯明的战斗。此时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因深悉邓演达对革命夙具衷心，英勇善战，乃调他率所部负责拱卫大本营，并授予邓演达少将军衔。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邓演达竭诚拥护，并在所部第三团首先接受新的政治训练。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筹办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受命为七人筹委之人，为建校悉心筹划，不遗余力，广泛联系召集保定军校同学校友到黄埔军校任教。5月间黄埔军校成立，他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真诚合作，为黄埔军校力量的团结、发展做出了贡献。后因蒋介石（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留日生，陆军特级上将）的心腹王柏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炮兵科留日生，陆军中将）援引党羽，把持校政，1924年冬，邓演达决然辞职。他先到苏联，又于1925年春赴德国研习政治经济，并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未久，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势力抬头，邓铿与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堪虞，乃毅然弃学，于1925年冬由德取道苏联回国。随即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就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以注重革命教育和政治训练深受学生爱戴。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以此作为反共借口。邓演达挺身斥责蒋失去革命立场，劝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卒遭蒋排斥，被调离黄埔军校，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任教育长。

为民主革命泣血奔走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他尽量延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志作为骨干，号召政工人员“此去是要唤起广大农工平民大众，自己起来解除自身的痛苦”；要求大家沿途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土地分配情况。政工人员每到一处，立即协助当地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所以在北伐战争中，军事的胜利进展是和群众运动的勃兴密切相关的。在北伐途中，邓演达除领导政治工作外，还兼军事指挥。每于战争激烈时，他总是出现在第一线。当时担任前锋的第四军，几个战绩赫赫的著名战役，他都参加过指挥。北伐军迫近武昌时，他担任攻城总指挥，亲临城下督战。虽枪林弹雨，他仍镇定自如；皮肉受伤溃烂，亦未发觉。其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艰苦的任事精神，常感动左右。10月10日攻克武昌，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以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驻南昌，他又兼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

革命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右翼代表蒋介石也正加紧其分裂活动。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中心武汉相对抗。1927年1月，蒋介石违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所作迁都武汉的决定，擅自决定迁都南京。邓演达坚决反对，于2月9日同徐谦、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成行动委员会，同蒋介石进行斗争。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免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人部部长等职，邓演达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重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此时，在他的建议下，中央成立了土地问题委员会，并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问题研究会等，开展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研究。在当时的武汉政府中，邓演达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运动，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

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邓演达多次发表讲话，阐述反对个人独裁的意义，主张“党指挥军事”，而不允许“军事指挥党”。为此，蒋介石一直视邓演达为心腹之患。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诬蔑邓演达“煽动暴乱”，下令通缉。针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主张东征讨蒋。但这时武汉政府亦在反革命力量包围中，其主张无法付诸实践。4月间第二次北伐讨奉，邓演达随军出发，在河南临颖大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击溃奉军主力，占领了郑州、开封等地。6月中旬，汪精卫也公开打出反对革命的旗号。邓演达从河南回到武汉，他鉴于形势逆转，已无法挽回，于6月30日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留下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一信，谴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随即辞职离开武汉，化装成工人间道西北，到达苏联。11月1日，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明确阐述了三民主义的意义，提出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继续与新旧军阀斗争。1927年冬，邓演达由莫斯科转赴柏林，致力于政治经济的研究，同时与在德、法等国和在国内的同志往来联系，商讨酝酿成立革命组织的问题。以后又赴欧、亚各国游历考察，寻求中国革命的道理。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于8月9日召集各地代表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政治纲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出了中央干部会，他被推选为总干事。组党以后，他在上海夙夜匪懈，亲自主持党务工作，一面经常联系、接待各方面人士，策划军事倒蒋；一方面主编《革命行动》半月刊，亲自撰写了一系列政治文章，对蒋介石集团以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干部训练班讲课，由于叛徒陈敬斋（新中国成立后被抓捕判处死刑枪决）告密，当天下午，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特务和静安寺捕房的中西警探一涌而至，将愚园坊20号严密包围，当即逮捕邓演达等十七人。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千方百计利诱邓演达，但都无可奈何，他终于起了杀机。

1931年11月29日晚上7时许，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带了卫士来到富贵山炮台，带走了邓演达。就在这一天夜间，邓演达被王世和等秘密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惨遭杀害，时年36岁。

邓演达一生忠勇奋发，艰苦卓越，严毅刚正，爱憎分明，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为国为民，奋战终身，对中国民主革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对邓演达的不幸遇害也深表痛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拨专款将邓演达的遗骸由殉难处迁葬于紫金山南麓灵谷公园东侧（中山陵左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邓演达以崇高评价。毛泽东曾把邓演达与古代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革命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2003年8月，保定军校纪念馆为邓演达将军铸造了铜像。